卡尔与道尔
Dec 7, 2009
ellry/文
卡尔和艾德里安在福尔摩斯展览的贝克街起居室
阿瑟·柯南·道尔评价埃德加·爱伦·坡时说道：“在这条狭窄的小路上，一个作家必须步行，而他总会看到在他前面有坡的脚印。”后来的侦探小说作家们——尤其是黄金时代的大师——对于柯南·道尔何尝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埃勒里·奎因因为看了福尔摩斯故事而喜欢上侦探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完全是模仿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模式，另一位黄金时代三巨头约翰·狄克森·卡尔与柯南·道尔的渊源也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促使卡尔走上侦探小说道路的推手中，影响最大的是阿瑟·柯南·道尔、G·K·切斯特顿以及托马斯·W和玛丽·E·汉修。早在1922年6月26日《联合镇每日新闻报》上，卡尔就在自己的专栏《如是我见》中指出，在抢劫案或者谋杀案中，当苏格兰场正深陷众多嫌疑人和种种推测之中无法自拔时，歇洛克·福尔摩斯式的归纳推理已经锁定了凶手。之后，他一直对福尔摩斯故事钦佩有加。1943年他住在赫德森河畔的柯罗顿时曾经参加过当年1月的贝克街小分队聚会。1950年，卡尔在他选编的文选《十大侦探小说》中，也将柯南·道尔的《恐怖谷》列于其中。
检视卡尔的小说，可以看到卡尔从柯南·道尔那里继承了相当多东西，比如行为乖张的大侦探、似是而非的评论、看似指向某个方向实际上背道而驰的线索，等等。不仅如此，《瘟疫庄谋杀案》中提到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的绰号叫“迈克罗夫特”。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关于贝克街那位鹰脸绅士的故事里，最有趣的人物根本不是福尔摩斯，而是他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H.M.再庄重一点点，每次记得把领结戴上，在一屋子女性打字员中间晃荡的时候，不要哼那些乱七八糟的歌，那他绝对是个不错的迈克罗夫特。
《帽子收集狂》中有一位法医名叫华生医生，他带有戏谑口吻地说出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影响：“人们在角落里嘘我。他们问我有关注射针、四轮马车以及船牌香烟的问题，还有我身边是否带着手枪？每一个愚蠢的便衣警探都耐心地等待我的报告，他们好说：‘简单，我亲爱的……’”
另外，《弓弦城谋杀案》中有个场景，卡尔安排侦探约翰·高特模仿歇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哥哥迈克罗夫特在第欧根尼俱乐部的窗前推理行人身份的桥段（《希腊译员》），在弓弦城的窗户前做出推理。这些都是直接向柯南·道尔致敬的例子。
二战期间，卡尔为英国广播公司服务，撰写了一些广播剧剧本。其中包括卡尔改编过的唯一的福尔摩斯广播剧《斑点带子案》，1945年5月1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出之后颇受欢迎，十年多时间里播出了数次。1944年，在改编柯南·道尔的科幻小说《失去的世界》期间，他认识了柯南·道尔的儿子艾德里安·柯南·道尔。正如福尔摩斯所说：“这自然是件小事，但是没有比一些小事更重要的了。”
柯南·道尔将自己的文学作品的继承权归属他与第二任妻子简生育的孩子，由儿子丹尼斯、艾德里安和女儿简分享这部分遗产的收益。丹尼斯和艾德里安都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二人真正的本职工作就是当阿瑟·柯南·道尔的儿子，以及管理柯南·道尔遗产。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对于柯南·道尔神话的轻蔑之举。总是威胁要用法律手段维护他深爱着的父亲的名誉以及他理解的遗产的权利。艾德里安也曾写过一部小说，名为《天堂之爪》，描述个人深海捕鱼探险经理。这本书表现出他和父亲一样有着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以及对细节的观察力。但是，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这部作品对于他所认为的在其之下的人表现出了一副自大的态度。
大约就在二人一同共事时，卡尔给艾德里安一本由埃勒里·奎因选编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失败史》。卡尔认为艾德里安一定很乐意接受这本书，但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是一本福尔摩斯仿作和戏作集，艾德里安一直以来都认为拿父亲的作品开玩笑简直就是冒渎神灵。通过一些复杂的法律程序，他迫使这本书遭禁，同时他也通过这件事情让人们知道以后要出版未经授权的福尔摩斯故事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多大隔阂。反倒是那本《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失败史》因为遭禁，成为了许多福尔摩斯收藏家的热门藏品。
1945年到1946年间，艾德里安忙于推广他父亲的作品。他打算请人写一本柯南·道尔的传记，目的是想以之取代赫斯凯茨·皮尔森于1943年出版的《柯南·道尔：他的生活与艺术》。虽然皮尔森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柯南·道尔的家人的默许，但并没有取得授权。当艾德里安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相当愤怒。他总是将皮尔森的作品称为“假货”，因为在艾德里安眼里皮尔森犯了两个大错。首先，他将柯南·道尔描述成一个普通人，从而将柯南·道尔的声望归功于他有着读者一样的天真纯朴。艾德里安觉得他的父亲绝非普通人。根据艾德里安的说法，柯南·道尔是金雀花王朝贵族的后裔，是这个时代乃至整个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其次，皮尔森采纳了柯南·道尔自己的说法，即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的推理技巧来自他的老师约瑟夫·贝尔。据此皮尔森认为福尔摩斯是小说话的贝尔。而艾德里安认为他的父亲就是福尔摩斯。
艾德里安试图劝说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格（他因为贝多芬传记而闻名）撰写一部艾德里安所谓的“伟大传记”。艾德里安写给哥哥丹尼斯的信中指出，这本书必将是过去一百年来最优秀的传记，因为他的传主是独一无二的。艾德里安在汉普郡比格内尔伍德的家里整理柯南·道尔的大量手稿的同时，他也计划和卡尔一起编辑所谓的父亲优秀作品的“伟大文选”。1946年4月，艾德里安去了伦敦，和卡尔讨论文选事宜，同年12月，卡尔来到比格内尔伍德商讨最终的安排。
与此同时，路德维格对于这个机会并不像艾德里安期待的那样有兴趣，最后艾德里安认为路德维格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他写信给哥哥表示，路德维格对于柯南·道尔和他的作品所知不多，而且传记不是以英文创作的——这点艾德里安担心得太早了。当卡尔到比格内尔伍德展开文选编辑工作时，艾德里安正在考虑让其他作家着手传记事宜，几天之后他做出决定，约翰·狄克森·卡尔就是最佳人选，因为他对父亲的作品有着深入的了解，对父亲以及其生活有着深深的个人崇敬，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一位当今欧美文坛顶尖的侦探小说作家。他并没有立刻邀请卡尔撰写传记，而是等到路德维格退回了一些创作素材之后才向卡尔开口。1月中旬文选付梓，同时卡尔也答应撰写那本“伟大传记”。艾德里安宣称卡尔放弃了他的其他作品和合同（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话放出之后卡尔还向威廉·莫瑞公司保证会履行他们之间的合同），一门心思投身传记工作。艾德里安还夸张地说，卡尔认为传记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他把父亲看作是天字第一号的伟人”。
1947年春夏，卡尔和艾德里安频繁通信。艾德里安和妻子安娜也拜访卡尔和妻子克拉丽丝在佛格纳巷的家。卡尔收藏了许多十七世纪的双刃长剑，挂在走廊的墙壁上，两人对骑士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卡尔也经常去比格内尔伍德，有时候克拉丽丝也陪着一起去。对卡尔来说，与道尔家人相处以及撰写传记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处理招魂术的问题，柯南·道尔和他的孩子对此都深信不疑。克拉丽丝还能回忆出，如果在比格内尔伍德有什么奇怪声音——比如撞击声或者沙沙声——艾德里安就会说：“哦，那是父亲在图书室里游荡。”接着他会继续讨论之前的问题。幸运的是，艾德里安并没有指望卡尔也成为一个唯灵论者，而卡尔在传记的第二十一章讨论这一问题时也不必担心会有什么报应。
作为传记作者，卡尔很幸运有许多创作素材。柯南·道尔热衷通信，同时也保留了大量文字资料。比格内尔伍德的家里保存的资料有柯南·道尔的日记、笔记本和剪贴簿，还有信件，其中一千五百封信是给他母亲的。根据卡尔在传记附录中列出的清单，包括十一个档案盒，超过三十个封袋，十五本以上的笔记本和摘录簿，还有六十本剪贴簿。对于早期的素材，卡尔不得不将那些没有署日期的信件进行辨别、检查，不过1903年之后，柯南·道尔那时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他也习惯每日记录自己的生活。
除了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一份简短通告以外，卡尔自己并没有公开宣称在创作这部传记，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担当此任，如果不得不放弃，他希望这件事就此成为秘密。除了家人以外，卡尔最先将此事告知给埃勒里·奎因之一的弗瑞德里克·丹奈，那是1947年6月，他让丹奈保守秘密。7月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艾德里安和丹尼斯发现了柯南·道尔存放在一家银行保险库中的一个帽盒。其中有几份与福尔摩斯相关的文件，包括一部之前不知道的福尔摩斯剧本《黑暗天使》。艾德里安立刻打电话给卡尔，两人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艾德里安意识到这对于宣传很有价值，他便将消息告诉了伦敦的报纸，卡尔也因为撰写传记而受到采访。随着宣传效应提升，艾德里安期望这本书获得成功——这部传记意味着每年能为遗产增加上百万美元的收入，柯南·道尔的作品也会随之流行，根据柯南·道尔作品改编的新电影也会随之出现，等等。
在艾德里安的信中，他似乎认为自己对这本传记拥有所有权，尽管在合同中已经明确卡尔的著作权并且获得版税收入。不过，艾德里安对传记审核十分仔细认真，甚至要求将他不满意的一章完全重写（而且卡尔也答应了）。对卡尔来说这一定是烦人的经历。前八章他用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速度对他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慢了，但是接下来他加快了速度，1947年6月中旬，他告诉丹奈已经完成了一半。到了8月份，他相信这年秋天便能全部完成。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计划在英国由约翰·默里公司出版，美国由哈珀兄弟公司出版。1947年9月16日，卡尔与默里签订了合同，对方保证最初的2500本版税为15%，之后5500本为17.5%，8000本以上的版税为20%。美国版的合同直到六个月之后才签署（1948年3月18日），哈珀公司的版税也不错，但是不如默里那么慷慨，他们答应最初的5000本为12.5%，之后为15%，但是美国市场远大于英国市场。最初计划1948年8月由两家公司同时出版，默里的校样在5月末准备好，艾德里安核对了索引，确信没有什么错误。他没有与卡尔协商，擅自做了一处更改，将“遗传自封建贵族”改为“遗传自金雀花王朝的王族”。美国版中并无此更改。
但是，1948年的出版计划变得不可能，因为英国出现了纸张短缺。约翰·默里公司请求哈珀公司将出版时间推迟到1949年1月。关于《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准确出版时间存在着一些疑问。1948年11月，艾德里安·柯南·道尔说，将于第二年1月21日在美国销售，但是该书的一些书评将哈珀版的出版时间标为2月2日，这其实是英国版的出版时间。虽然美国版和英国版几乎同时销售，但是美国确实在1月末就可以买到该书，也许要比默里在伦敦出版的时间早上一周。
对约翰·狄克森·卡尔来说，创作传记的目的就像写小说的目的一样，并不是从心理层面告诉人们那个人物怎么会这样，而是为了通过描述人物的活动展现其作为人的一面。总之，传记也应该是一个故事。卡尔在《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中写道：“这是一个冒险故事，有时候甚至是一出情节剧。涂上阴暗的色彩，或者抑制快速的节奏，都会歪曲这个人。”整体而言，卡尔成功地将柯南·道尔描写成一位浪漫的英雄——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希望改变世界的值得尊敬、理想的人物。对于艾德里安耿耿于怀的那个问题，即柯南·道尔本人是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卡尔指出，约瑟夫·贝尔市福尔摩斯的原型，但是另一方面他举了几个柯南·道尔自己探案的例子。在叙述了乔治·爱德杰案件之后，他发出这样的疑问“谁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在讨论《最后致意》中的阿尔塔蒙时，卡尔说：“柯南·道尔最后还是把自己看成福尔摩斯。”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出版时宣传攻势凌厉。哈珀公司在全国主要报纸上做了广告，1949年1月的《哈珀杂志》和《海滨杂志》上刊登了柯南·道尔调查爱德杰案件的部分。《美国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本书的插图文章，主要是采访卡尔。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福尔摩斯专家的文森特·斯塔瑞特在《芝加哥论坛报》的每周专栏里讲述了取自本书的一些奇闻轶事。卡尔当时正在纽约，他也发表了几次演讲，在电台接受采访谈论柯南·道尔。1949年3月13日，《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并且占据榜单六个星期。1950年4月20日，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因为本书授予卡尔特别奖。
这次传记创作增进了卡尔和艾德里安的友谊。1949年，卡尔的菲尔系列作品《疑惑之影》中，帕特里克·巴特勒就是按照艾德里安的个性塑造的。1950年，卡尔接受艾德里安夫妇的邀请去摩洛哥度夏。1952年6月或者7月初，卡尔专程从英国回到美国，因为艾德里安当时在纽约举办福尔摩斯展览。这次展览的展品就是1951年英国节上伦敦举办的福尔摩斯展，包括复原的贝克街寓所起居室等。卡尔之前曾经参观过伦敦的这次展览，并且将场景写入《九个错误答案》中。这次他为了参加开幕式回到了美国。就在这次会面期间，两人决定根据原著中提到的所谓未刊案件创作一系列新的福尔摩斯故事。
根据1952年12月29日《生活》杂志（第一个故事《七个钟表》就刊登在这期上）发表的《福尔摩斯如何重生》一文，早在卡尔准备传记时二人就萌发了创作新的福尔摩斯故事的想法，但是那时候并没有进一步动作。根据卡尔的回忆，1952年7月，“一天晚上，在艾德里安位于格拉德斯通的套房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到道尔喜欢在他的故事里引入美国人。我们再一次谈到这个计划，艾德里安说：‘那么，我们就这么干怎么样？’我说，我脑子里有关关于七个钟的想法已经有段时间了，可以开始写出来。”
为了模仿出原著的风格，两人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研究了柯南·道尔语句的节律，标点符号的使用，福尔摩斯对话的一般长度，以及多长的对话不使用“你说”、“他说”而直接引述。遣词造句也小心翼翼。艾德里安也极力模仿父亲，甚至包括柯南·道尔的一些习惯，比如喜欢随时将感兴趣的只言片语记下来并且保留起来以便今后有用。他用他父亲使用过的桌子伏案写书。父亲使用过的物品环绕身旁，因此在他所写的新福尔摩斯故事中，他试图再造那个时代氛围的每个细节。
至于如何合作创作小说。一般是各人说出自己对于情节的构思，只言片语或者一些对话，对方来加以评论或者改进。随着故事的推演，两人会在纸上写下一些他们双方都认可的句子；卡尔用打字机做笔记，而艾德里安则是手写。艾德里安说：“其中有些是轮流写的：我们不能说——其他人也不能说——谁写了那句。”通常，随着两人或躺或站，或踱步或争辩或讨论，纸上慢慢呈现出一篇完整的小说。在处理对话方面，一人扮演福尔摩斯，一人扮演华生。对于细节方面的争论也是家常便饭。艾德里安会说：“关于这点，福尔摩斯也许会对委托人说他做得非常好。”卡尔则说：“不是‘非常’，艾德里安。他会说‘极其’。”他们觉得这样的在一起激烈而全神贯注的讨论一次至多两个小时。
到7月末，两人已经完成了《七个钟表》和《黄金猎人》，艾德里安许诺会说服哥哥丹尼斯和妹妹简支持这项工作。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丹尼斯相信没有人能为正典续貂，甚至艾德里安也不行。艾德里安争辩说，早期的仿作确实不行，但是新的故事一定会按照福尔摩斯式的风格创作。因为柯南·道尔的名字会出现在封面上，所以必将大卖。艾德里安自信满满地预言随之会有一连串的权益，比如电影、广播、电视等等，而且父亲的作品销量也会增加。他提议，三分之一的版税归属遗产基金会，卡尔获得三分之一，他自己获得三分之一。简一直不赞成，丹尼斯只是同意不会公开反对新作出版（但是私下里他极力表示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尽管艾德里安并没有正式获得父亲遗产全部所有人的许可，但是当1952年12月第一篇故事发表时还是表明了“获得授权”。
1952年8月，艾德里安向媒体公布了还在创作中的作品，卡尔的代理人大卫·海姆（他对此计划一无所知）寄给卡尔一份加急信询问事情进展。同时，艾德里安把卡尔介绍给他的美国代理人詹姆斯·欧·布朗联盟的雷内·德·乔乔。卡尔当时并没有美国代理人，他觉得和乔乔倒也意气相投。但问题是，艾德里安坚持由他的英国代理人约翰·法科汉森代理卡尔和他的英国版权以及非英语版权。这让卡尔十分为难。1952年11月初，卡尔最终让海姆和法科汉森二人一起担任本书的代理人。
代理人的问题还只是其中之一。1952年末到1953年，卡尔的身体状况发生了问题。1952年9月，他住进疗养院接受治疗。1952年末，卡尔手上的工作不仅有福尔摩斯小说，还有两部自己的小说，即《骑士之杯》和《割喉队长》。卡尔从来就不喜欢和其他作家一起创作，在一起写完《七个钟表》和《黄金猎人》之后，两人同意各自创作小说。到10月初，卡尔完成了《海格特奇迹》和《蜡像赌徒》，他也想好了接下来两篇故事的情节，即《邪恶的准男爵》（主要由艾德里安进行文字创作）和《上锁的房间》（卡尔计划自己写）。不过合同中规定要完成十二篇故事。乔乔将《七个钟表》卖给《生活》杂志，获得一万美元稿费，《科利尔》杂志为接下来的故事连载支付了四万美元。
到1952年12月末，卡尔的身体垮掉了，他无法履行代理人和出版社的合约，而英国广播公司还在向卡尔施压，要他完成福尔摩斯广播剧，而他已经收下了部分报酬（最终没有完成）。此时，艾德里安完成了《邪恶的准男爵》（他告诉哥哥，该故事的百分之九十文字是他写的），卡尔开始动笔《上锁的房间》。他仅仅写了三页纸，1953年1月2日之后的两个月他一直豪饮。直到妻子克拉丽丝从英国赶到卡尔在摩洛哥的丹吉尔住处他才停止。之前的病情，加上饮酒和使用安眠药，卡尔的身体状况急剧下滑，体重只有九十磅。克拉丽丝将他带会美国，他才开始逐渐恢复。但还是种下了病根。
艾德里安十分紧张。他对卡尔十分恼火，但是没有选择，只能独自完成最后的六篇小说，《科利尔》杂志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这些故事。在卡尔恢复写作之前，艾德里安和卡尔开始考虑在美国出版单行本的版权合同。兰登书屋愿意支付六千美元预付款，相对于连载的稿酬这实在是一笔小数目，但是艾德里安觉得这本书能成为畅销书，版税不成问题。不幸的是，他常常语言的电视改编没有成真。只有一篇故事改编成电视剧，即《邪恶的准男爵》，有巴兹尔·雷斯博扮演福尔摩斯，马汀·格林扮演华生，1953年5月26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悬疑剧场”播出。而且，尽管艾德里安抱有很大希望，指望哪家英国的大杂志能发表这些故事，但是最终只卖给了一家报纸——《晚间旗帜报》，1953年秋到1954年初除了一篇故事以外均在上面刊登。
1954年3月末，《福尔摩斯的功绩》美国版由兰登书屋出版，一个月之后约翰·默里公司出版了英国版。两个版本开头都有一段出版说明，指出卡尔因为身体原因只完成了部分。该书的销量差强人意，不过并没有达到艾德里安的预期。美国的预订数量只有五千五百本，到6月初卖出了八千本。但是这本书的后劲很足，精装本印刷了好几次，后来在英美还发行了平装本。
其实，在小说刊登在《生活》和《科利尔》杂志之前，一些福尔摩斯爱好者就对此展开声讨。考虑到艾德里安本人曾经反对其他作家为福尔摩斯续篇，这样的反应也就并不奇怪了。大体上来说，评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一般文学界的声音，对故事提出了表演，另一种是来自福尔摩斯专家的声音，对故事中的漏洞提出批评。《时代》杂志评价说故事严格遵从原著的元素和文字风格，身为作者的卡尔和道尔把握得不错。文森特·斯塔瑞特则指出故事不可避免的缺少老式的诡计、可爱的闪光点。安东尼·布彻说，这是一本能让人愉悦的集子，有些不错的篇章（主要是卡尔那部分），有的很糟糕（主要是道尔那部分）。最尖酸的批评可能要数《贝克街期刊》上刊登的埃尔·E·华德里奇以“杰贝兹·威尔逊”名义发表的评论。他说：“卡尔先生因为神秘的病情受到沉重打击——可能是因为受到正典的诅咒——艾德里安独自调制了剩余的巫婆药水，他的初衷不错，但是结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卡尔的这几篇故事中不少创意取自他之前的作品。《黄金猎人》中的谋杀方法取自他为“悬疑剧场”编写的广播剧本《恶魔的使徒》。《蜡像赌徒》也取自另一篇广播剧本《蜡像中的威胁》。《海格特奇迹》中不可能消失的方法也在卡尔的小说中出现了若干次。《邪恶的准男爵》中的场景则借用了卡尔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喝下死亡》。《上锁的房间》情节在卡尔健康恶化之前已经构思好，这篇密室诡计是原创的，不过卡尔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饥饿的妖精》中又使用了这一诡计。此外，卡尔文章的一些用语也与柯南·道尔有着差别，而艾德里安的几篇作品者更接近原著的风格。从情节上来看，艾德里安的小说大都根据原著的某篇故事演化而来。
在卡尔一生中，他与柯南·道尔的缘分还不止这些。卡尔仅为八本书写过导读或序言，其中五本都是柯南·道尔的作品。包括1950年英国埃尔和斯泼兹伍德出版社的《失去的世界和毒药带》，1950年美国矮脚鸡出版社的《恐怖谷》，1953年美国道布尔戴公司出版社的限定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64年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的的《毒药带》和1968年美国W·W·诺顿出版社的《玛拉克深渊》。此外，1959年，为了纪念柯南·道尔百年诞辰，卡尔选编了一本柯南·道尔小说精选集，由约翰·默里公司出版。他也撰文对柯南·道尔发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根据1974年4月23日卡尔的信件显示，当时他打算创作一部场景为1890年代的历史推理小说，而其中的业余侦探真是阿瑟·柯南·道尔本人。可惜的是，卡尔当时身体状况相当恶劣，已经无法完成小说创作。
属于我的贝克街221号乙
Nov 10, 2009
Ellry/译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血字的研究》
设计与建造
我有一个想法已经持续四十年之久了，我想建造属于我自己的全尺寸贝克街221号乙起居室，那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房间，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温暖而不同寻常的起居室，大部分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经历都从那里开始，读者从那里可以聆听侦探将值得注意的线索向他忠实的伙伴华生医生一一道来——这其中可蕴含着深厚的友谊——随着说话烟斗里的烟雾袅袅上升到天花板上。
但是，退休之后，我们全家搬到一处相当小的连排屋里，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后来，我突然想起我的好友约翰·班尼特·肖（注一）曾经给我的一封信，信中他以诱人的文字描述了他妻子多萝西特意为他制作的221号缩微模型，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建造一个缩微模型。如今——据那时已经有十二年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样一种爱好更有趣的事情了，它涉及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以及缩微物品制作和收藏。
我重新阅读了一遍福尔摩斯故事，这次我仔细地做了笔记，接着开始设计草图。我采用英制1：12的比例，即一英寸相当于一英尺。我的模型至少要呈现出贝克街寓所三层建筑的第一层和第二层。至于屋子的尺寸，我依据的两个标准：通向二楼的楼梯是十七级台阶（注二），起居室必须足够大到将故事中提及的所有家具都放进去（注三）。我测量了我自己屋子的台阶尺寸，乘以17再除以12得出屋子高度为9英寸（23厘米）。
屋子的框架由三分之一英寸（8.4毫米）的胶合板制作而成。根据我的英国福迷好友斯坦利·麦克肯兹——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室内装潢方面的专家——的建议，我将二分之一英寸（1.27厘米）宽的木板钉在地上，长度不一，用油漆涂成深棕色。
我的缩微小屋展示了底楼的房间。除了门厅以外，第一层有一个放木材的小屋，还有通向二楼的那道著名的楼梯，以及赫德森太太两间位于楼梯下面（注四）的私人房间。第二层可以看到起居室和福尔摩斯先生的卧室，书中提到华生隐藏在福尔摩斯的床后面，而狡猾的柯弗顿·史密斯先生也没有注意到他（注五），因此做了特别的设计。
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华生医生有四次提到过福尔摩斯的卧室在二楼（注六），与起居室相连，但是另一篇故事却暗示他的房间还要上一楼（注七）。瑞典福迷圈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长久的激烈讨论（注八），最终产生了一个建设性的妥协意见。将福尔摩斯的卧室地板抬升一英寸（2.54厘米），这样与起居室就有两级台阶的差距了。
福尔摩斯先生的卧室有一扇窗户（注九）。起居室有两扇窗户（注十），其中一扇是凸肚窗（注十一）。凸肚窗是根据现代维多利亚风格制作的弯曲的凸窗。这扇窗户容易碎，价值不菲，到1894年春为止匪徒将这扇窗的玻璃砸碎过三次（注十二），备受折磨的赫德森太太终于将这扇昂贵的凸窗换成了普通类型。不管怎样，1895年之后你在贝克街就看不到凸窗了。这座建筑的入口位于前面的左侧，门上有一个气窗（注十三），你可以在西德尼·佩奇特的插画中找到（注十四）。
家具
华生记录福尔摩斯先生冒险经历的小说显然是告诉我们著名的贝克街寓所里有哪些东西的指导手册。但是，当着手这一重建工程时，你很快就会发现华生医生的故事并没有提供一份完整的物件清单。正如英国福迷詹姆斯·爱德华·霍尔罗德所说（注十五），作者高超的文学技巧使得详细的描述失去必要性。还要加上丹麦福迷克里斯蒂安·艾林的至理名言：官方文件没有提到的就是不存在的。
总之，并不意味着221号乙起居室的设计者必须让观众看到大量的物件，从而使得整个屋子看起来有些混乱。就算我们知道，每个物件有它的含义，也有证据证明其存在，但是也要留下空间给那些日常用品，那些用品可能叙述者觉得都不值得一提。为了应付这一问题，我猜测忠诚的管家赫德森太太经常在起居室内外忙于整理物品，就像一个舞台经理，这点华生也曾经描述过。
如果你想要补充你的素材，你可以研究就英国插画家西德尼·佩奇特的插画，它们刊登在《海滨杂志》上（注十七）。这些插图可信地描绘了日常细节。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还有1951年伦敦英国节上重建的贝克街全尺寸起居室的照片和描述，那是由剧院经理迈克尔·威特布置的。他很幸运找到了佩奇特本人的一些家具，1890年代画家以此作为画图的模型。我们也不可避免以格林纳达电视公司于1984年到1993年间拍摄的福尔摩斯电视剧中出现的家具作为创作灵感。
我的221号乙模型并不意味着是一场展示其他人眼中这位独特的单身汉的房间的展览会。即使许多物品被提到属于这个房间，但是文中相当令人惊讶地常常缺少如何放置这些物品的信息。就像作者一步步通过故事构建他的场景，我不得不按照我自己的直觉和常识将这些片段整理在一起。华生医生说，我们的房里经常塞满了……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经常放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注十八），这让我产生灵感，在复原时加入一些福尔摩斯先生可能会保存的犯罪的纪念品，比如黑彼得的鱼叉，装着两只切下的耳朵的硬纸盒子。
纵然我的主要目的从室内布景转变成让这个和谐温暖的屋子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与之相关。有人认为，收藏家往往按照自己的感觉装填东西，这些物品就是按照收藏家自己觉得重要与否而取舍的。唔，这不是抱怨。这个模型是我的，我挑选我认为可以的东西放在里面。智慧的福尔摩斯先生曾经说过：“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作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可能对。”
更多图片参见：http://goto.glocalnet.net/tedbe/sh/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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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约翰·班尼特·肖（1910-1994）
注二：《波希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说：“你瞧，我知道共有十七个梯级。因为我不但看而且观察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仅让读者对于住处有了概念，而且对福尔摩斯先生的哲学观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关于台阶的数目，丹麦人斯文德·兰尼德指出，《血字的研究》第六章写道：“门铃一阵猛响，一眨眼的功夫，这位美发的侦探先生[葛莱森]就一步三级地跳上楼来，一直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兰尼德说，格莱森是一个高个子，因此毫无疑问如果他很急，他可以一步迈上三级台阶。但是，一个人怎么才能一步三级跳过这些楼梯呢？兰尼德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格莱森从街上开始条，跳过前门，落到这座著名楼梯的二层台阶，跳六次就可以最终来到二楼。
注三：《血字的研究》：“一间宽敞而又空气流畅的起居室。”迈克尔·哈里森的著作《不朽的侦探》（1983）中写道，这些年来在展览会和银幕上出现的全尺寸贝克街寓所都太小太挤了。他希望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贝克街109号——那是这条街上的一座典型建筑，没有翻建过——在二楼有一间很大的起居室。布莱恩·杰克逊是一名模型建筑师，他获得了一张那座建筑的蓝图，并且测量了房间，得出有20×28英尺（6.1×8.5米）。但是华生医生在《住院的病人》中的说法与此相左，他说：“我对我们这间小小的起居室已经感到厌倦。”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的模型里起居室为14×20英寸（35×51厘米），相当于全尺寸的14×20英尺（4.3×6.1米）。
注四：这一看法我取自著名的福迷文森特·斯塔瑞特（1886-1974）的观点：“他们住在贝克街，而且他们永远住在哪里；侦探和医生，还有楼梯下面那位谦逊、忠诚的管家。”斯塔瑞特《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私生活》，1933.
注五：《临终的侦探》
注六：《血字的研究》、《波希米亚丑闻》、《马斯格雷夫礼典》和《米尔沃顿》。
注七：《绿玉皇冠案》：“[福尔摩斯]急忙走进他的房间，几分钟后便打扮成一个普遍的流浪汉下楼来。”
注八：所谓的“卧室之争”，1993至1994年间在瑞典福学杂志《沼地》上展开争论，包括埃里克·拜兰德，泰德·伯格曼，马提斯·博斯托姆和尼斯·安德森。
注九：《临终的侦探》。福尔摩斯先生说：“你不用拉开百叶窗。”暗示只有一扇窗。这扇窗面对贝克街，因为我是的煤气灯打开，莫顿探长在街上能看到信号。
注十：《血字的研究》：“一间起居室，室内陈设使人感觉愉快，还有两个宽大的窗子。”
注十一：《绿玉皇冠案》和《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一章
注十二：1881年3月（《血字的研究》），1891年4月（《最后一案》）和1894年4月（《空屋》）
注十三：《蓝宝石案》，《临终的侦探》和《显贵的主顾》：“一扇气窗射来的灯光。”
注十四：《波希米亚丑闻》和《金色夹鼻眼镜》。
注十五：霍尔罗德《贝克街小道》，伦敦，1959
注十六：”Hvad der ikke findes nævnt i Aktstykker, har aldrig eksisteret”. Politiken, København 7，1946年4月
注十七：1891到1904年间
注十八：《马斯格雷夫礼典》。
柯南·道尔身后事
Oct 2, 2009
作者：安德鲁·莱西特（Andrew Lycett）
译者：ellry
译自《塑造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人：阿瑟·柯南·道尔传记》的《后记》。标题为译者所加。
这一切都起源自一场高尔夫球。十年前，我正在潜心创作一部吉卜林的传记，我拜访了美国佛蒙特州布莱特尔博罗，在这里那位帝国的吟游诗人有些不协调地建造了一所屋子，名叫瑙拉哈。在一个世纪以前，即1894年，当吉卜林居住此地时，阿瑟·柯南·道尔曾经做过一次同样的拜访。在相互交换了有关文学和世界形势的看法之后，两个人走出屋外，打起了高尔夫。在什么地方，我读到过，是柯南·道尔将这一运动带到美国，这有些言过其实了（还有一所说法，是他将滑雪运动带到了瑞士）。
不过，两位伟大作家在瑙拉哈外丘陵地上击球的画面俘获了我的想象。我下定决心，在完成吉卜林的传记之后，准备写一部柯南·道尔的传记。几个月之后，即1997年11月，我读到他的女儿简·柯南·道尔女爵士去世的消息，于是，我推测大量的家族文件会长期束之高阁，因为会有一场遥遥无期的法律纠纷，但是最终会得以公开。
我撰写的卢迪亚·吉卜林的传记于1999年末出版之后不久，我开始着手传记的准备工作，查究新的继承人情况。我了解到，有一位名叫乔·伦博格的美国人也许是能充当有用的中间人角色。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提到我曾经撰写过伊恩·弗莱明的传记。这是一个不错的证明（我当时还并不知道），因为伦博格斯贝克街小分队的重要人物，这是一个美国为主的团体，成员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狂热爱好者，其中有一位海外成员与弗莱明关系很好。
他将我引荐给查尔斯·弗利，他是阿瑟的侄孙，也是柯南·道尔遗产的新的代理人，他同意下次从苏塞克斯家里来伦敦时见我一面。我们在皇家机动车俱乐部见了面，柯南·道尔也曾是这里的会员。从他那里还有之后从别人那里我知道了有关遗产的一些背景。
柯南·道尔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女儿玛丽一直活到1970年代中期，但是她并不拥有文学作品的继承权。继承权归属他与第二任妻子即简生育的孩子，这三个子女——丹尼斯、艾德里安和简分享了遗产的收益。
丹尼斯和艾德里安（特别是后者）都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丹尼斯娶了尼娜·米德瓦尼，她宣称自己是乔治国王家族的公主。（她的兄弟们与众多好莱坞女演员和美国女继承人结了婚又离婚，这都成了一种习惯。）艾德里安娶了一位比较冷静的丹麦女子安娜·安徒生为妻，他们住在瑞士一座城堡里，与一群法拉利和主妇为伍。
这两个儿子将柯南·道尔的遗产作为摇钱树。（我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说法，而不是从弗利那里。）二人一生中没有做过什么有用的使用，一旦有人想写关于他们父亲的传记，他们便想方设法让其流产，并以此为乐。他们甚至阻止贝克街小分队成员自娱自乐的行径，因为那令他父亲的名字有些许蒙羞。（如果有人将华生医生视作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传记作者，便不可避免地将阿瑟·柯南·道尔的地位大大折扣。）
但是，这两个儿子也认识到一部好的传记可以提升死去的作家的声望。就这点来说，遗产和传记作者见的关系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前者努力保全传主在公众中的名声，以平衡其（往往是相关亲属的）私人生活暴露带来的影响。
有关阿瑟爵士传记的竞争可以追溯到他刚刚去世。早在1930年末，遗孀简就曾拒绝一位包工作家W·H·霍斯金，而选择约翰·拉蒙德大人作为替代，后者是一位虔诚的唯灵论者，简认为拉蒙德会突出阿瑟爵士对超自然现象的狂热兴趣。
但是世人可不想看到这些。就算她的儿子们也觉得这样一部书无法令人满意。因此，在简于1940年6月去世之后不久，他们勉强答应多产的文人赫斯凯茨·皮尔森撰写一部传记。皮尔森很早就崇拜柯南·道尔，即便第一次大战之前他在亲戚弗朗西斯·高尔顿家见到偶像时，他失望的看到，这样一个结实、方脸、“身上的谜团不比南瓜多”的人竟然谴责歇洛克·福尔摩斯阻碍他创作喜欢的历史小说，就算这样，他还是崇拜柯南·道尔。
但是，两兄弟并不满足于皮尔森这部轻快的作品，他们认为书中暗示父亲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是“普通人”，这贬低了他们的父亲。当出版平装本时，艾德里安扬言要追究皮尔森这部“伪造传记”的法律责任，他出版了自己作为还击的作品——《真实的柯南·道尔》，而且他挑选了埃米尔·路德维格——他是贝多芬的传记作者（艾德里安想借此形成对照关系）来撰写一部权威的传记。
路德维格表示拒绝之后，艾德里安允许约翰·狄克森·卡尔查阅他父亲未发表的信件和文件，卡尔是美国的侦探小说作家，他曾经参与了《失落的世界》广播剧改编，当时正希望编纂一部柯南·道尔作品选集。狄克森·卡尔撰写的传记于1949年出版，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作品——也许太过栩栩如生了，捏造了一些对话，缺少精确性，带有小说家的虚构笔法。
对于之后传记作家来说有用的是，狄克森·卡尔收录了一份附录，其中列出了十一个档案盒，超过三十个封袋，十五本以上的笔记本和摘录簿，还有六十本剪贴簿，他在书中引用了其中的内容，这些被他称为家族文件。大约这时，艾德里安、丹尼斯和妹妹简进行了所谓的分家，他们分割了一些文件和纪念品。比如，他们每人挑选了七幅西德尼·佩奇特为《海滨杂志》绘制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原始插图。此外，简要了一座歇洛克·福尔摩斯半身像，丹尼斯要了父亲的写字桌，艾德里安要了一张台子，这张台子家族先辈曾经用来招待过一些著名的访客，比如狄更斯、萨克雷。
1955年3月，丹尼斯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是年年末前，温德尔沙姆的房子要卖掉，阿瑟爵士和妻子的尸骨从家中的花园被转移到汉普郡明斯泰德的全圣徒教堂，这块新的安息地靠近他们之前在比格内尔伍德的宅邸。（甚至这件事也引起了一番纷争。改葬不仅需要内政部的许可，而且英国国教对于这位从未演示过对教廷敌意的唯灵论者也表示了机警。因此，柯南·道尔家族将墓地安置在墓地最外面的一块地方，不过也有传言说他们被葬在那里是为了有朝一日灵魂复苏，这仅仅是迷信罢了。）
遗产的正式管理者艾德里安搬到了瑞士，不久他在那里遭遇了那位令人敬畏的寡妇尼娜。她曾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爱属于去世的丈夫，但是没花费多少时间（按照“结婚的米德瓦尼家人”的传统），她心目中的地位就被安东尼·哈伍德占据了，这是一位前理发师，曾经做过丹尼斯的秘书。
很久之前，艾德里安和这位兄嫂就如野猫般不合了。
1957年9月，他宣称，丹尼斯的遗产亏欠他和妹妹简189000美元。尼娜报复地宣布，艾德里安作为柯南·道尔版税的管理人隐瞒了她作为丹尼斯遗产继承人应享有的份额的三分之一。肯·麦考密克是阿瑟爵士美国出版商道布尔戴公司的编辑长，他简明扼要地表示：“我极度不愿意卷入这场纷争，因为这个家族每个人难以置信的那么令人讨厌。”
艾德里安决定在文学所有权方面按照他的想法有所动作。1959年，他监督了一本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文集，这本书的推手是他的朋友，伦敦出版商约翰·默里。他尝试让道布尔戴对这本书产生兴趣，但是他一无所获，没能斥责他们忘恩负义，他错误的认为是柯南·道尔于1894年拯救这家公司免于破产。（BBC委托赫斯凯茨·皮尔森制作百年纪念节目，艾德里安宣布如果BBC敢这样做，今后它将无法再播出歇洛克·福尔摩斯故事。BBC胆怯地取消了计划。）
艾德里安和皮尔·诺顿合作编辑了这本书，诺顿还是索邦神学院的一名学生，正在着手准备博士论文，主题是柯南·道尔。诺顿的学者风范让艾德里安印象深刻，他允许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将论文变成一部传记，这部作品于1964年在法国出版，之后由弗朗西斯·派崔奇——布鲁姆伯利团体后期的一员——翻译成英文，两年后由约翰·默里出版。
艾德里安决定将家族文件在洛桑北部的卢森城堡展示。1965年6月，他与瑞士瓦特州做了一个交易。为了归还购买城堡的借款，同时为了支付额外的税款，他同意设立阿瑟·柯南·道尔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了存放、保存和公开展示已故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塑造者留下的“文件、手稿和书籍”。
基金会条例之一给予了艾德里安和委员会其他四名成员自由支配金钱，但是也确定藏品和城堡本身不能让与。问题是没有明确藏品。手稿和信件没有目录清单，尽管随后基金会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提及该基金会拥有“数以千计的稿件原本，构成了柯南·道尔的传记性档案。”
此外，这并没有艾德里安放弃和德克萨斯大学的谈判，他通过纽约一名书商和对方商讨购买城堡以及其中所有物件的事宜。该大学的哈里·兰塞姆中心已经收集了大量柯南·道尔的蔬菜，大部分都是通过同这名书商——刘·费德曼，他的埃尔·德夫书屋（取自他名字首字母的双关语）已经为艾德里安和丹尼斯充当了多年的代理。
1966年5月，艾德里安主张城堡和其中的物品作价两百万美元。大学只愿意出价一办，可是他不愿意让步。不过，当德州大学的代表乔·尼尔博士两年之后拜访了卢森城堡查看交易中的手稿，他对这些手稿兴趣不大，因此放弃了出价。但是，艾德里安坚持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这些手稿。他宣称总计6000封信件，包括1500件他父亲写给他奶奶玛丽·道尔的信件。
这时，艾德里安的妹妹简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位热爱自然的前假小子“比利”在皇家女子空军队中稳步发展，1963年成为了其长官（还获得了“女爵士”头衔）。两年之后，她在五十二岁时嫁给了空军副元帅杰弗里·博梅特爵士，他是一战王牌飞行员，比她年长二十多岁。
在一份来自日内瓦标明1969年4月23日的信件中，艾德里安愤怒地打发她的质询，蛮横地说为何她和博梅特结婚之后才问这些事情。他指出了1940年代末分家的条款，宣称她和丹尼斯选择了手稿，而他选择了家族的信件和文件，他还补充道，当父亲在世时，阿瑟爵士交给他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粘在一个胶水罐下面，胶水泼在了上面。艾德里安花费很长时间将用蒸汽和刀片将信件一一分开，他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许多藏品上面有胶水痕迹。
为了给自己辩护，否认他囤积了共有物品，他告诉简，母亲曾经命令他将两盒父母间情书烧掉。她去世的那天，他回到了温德尔沙姆，因为担心冒渎死者，他遵从了她的指令。
他宣称，从1932年买下他的第一封柯南·道尔信件以来，他都是父亲名誉的忠诚守护者。同时，他还在《泰晤士报》上定期发布广告，通过一个信箱号码，购买阿瑟爵士的任何信件。但是为了保护遗产——还有基金会——他如今需要卖掉一些收集的文件，百分之九十是过去三十五年他买下的东西，剩下的百分之十是他分家所得。他声称，正是他的努力，遗产收入从3000英镑增长到1956年以来的30000英镑。但是如果他的妹妹需要，他可以考虑以一百二十万瑞士法郎将基金会卖给她。这还要免除他从基金会私人借出的十万英镑，但是他警告道，城堡有二十五万英镑的抵押款要归还，还要加上管理费用。
谈判因为1970年6月艾德里安去世而结束。但是，这只不过是触发了一场两兄弟遗孀和简女爵士之间在遗产上的更严厉的斗争。正如所料，瓦特州接管了城堡，少量史前古器物留在了那里。（信件和照片被转移到洛桑大学。）
这次，尼娜·哈伍德不再为艾德里安收集的文件而斗争，而是争取管理阿瑟爵士出版作品（特别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版权的权利。就基金会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的问题，她雇请伦敦的一位文学代理乔纳森·克洛斯来加以改善。克洛斯建议将版权卖给布克兄弟公司，这是一家跨国公司将一些重要作家的版权作为一项副业，他们代理的作家包括伊恩·弗莱明和阿加莎·克里斯蒂。
这一想法并没能触动她，她磋商后，通过马恩岛一家名为巴斯克维尔投资的公司由她自己买下歇洛克·福尔摩斯文学版权。另外两人，即简·博梅特女爵士和艾德里安的遗孀安娜·柯南·道尔，也愿意放手这一职责，不过三人还是保留对于遗产中未发表材料的权利，这些材料于1976年从日内瓦带回伦敦，被冷落在一位律师的储藏室里。
问题再次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尼娜无法偿还由于这次购买交易而从银行借贷的款项。结果，1977年她被迫将版权卖给谢尔顿·雷诺兹，他是一名美国电影制片人，1950年代制作过一部歇洛克·福尔摩斯电视片，由演员莱斯利·霍华德的儿子雷纳德·霍华德担当主演。
真正的拥有者（而且也是付钱的那个人）是雷诺兹那位匈牙利出生的妻子安德里亚，她的母亲是奥利弗·邓肯爵士的遗孀，奥利弗爵士是匹菲兹化学公司的继承人，因此她母亲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安德里亚·雷诺兹在丈夫死后与丹麦贵族克劳斯·冯·比洛相爱而名声大震。1980年代那场纷纷扬扬的法庭案件中（后来拍成电影《命运的逆转》），他因为试图谋杀富有的妻子桑尼而被起诉，并最终被判无罪释放，这场审判中安德里亚站在他一边。随后她嫁给了肖恩·普伦克，一位女王的前侍从，她继续出售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版权，但是柯南·道尔遗族常常在法庭上与她作对。
同时，艾德里安收集的信件和其他文件仍然在那位伦敦律师的家中积聚灰尘。尼娜于1987年3月去世，她的去世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她将她的权益遗赠给一位美国的米德瓦尼家族亲戚，此人之后不久便去世了，也没有留下遗嘱。
剩下的继承人简女爵士和安娜援引美国法律条文，即版权的持有人必须是亲近的家族成员。但是，1990年安娜去世，她将自己的份额留给三个人——查尔斯·弗利，他是阿瑟爵士妹妹艾达的孙子，在布莱顿操持音响器材生意，还有理查德·道尔和卡瑟林·贝格斯，阿瑟爵士弟弟英尼斯的孙子和孙女。
根据弗利的说法，他远行到瑞士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得知他是安娜遗产的继承人之一他和其他一样大为惊讶。至少他有些参与遗产工作的经验，因为1960年代他在卢森城堡呆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叫英尼斯——作为艾德里安的助手在那里工作。
到1990年末，简女爵士非常罕见地接受了克里斯托弗·罗登的采访，罗登是阿瑟·柯南·道尔研究会的创始人，访谈中他表达希望关于家族文件的所有争议能很快解决，而且能提供给“研究我父亲的生活的人们”使用。她还补充说，她希望文件能留在英国。
但是，她谈论的只是家族文件中她自己的那部分，直到1997年11月她去世之前很短一段时间文件才被正式分割。那时年事已高的简选择保存父亲给他母亲的信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安娜·柯南·道尔的继承人则拥有剩下的文件。交货契约也适时拟定。简女爵士遗嘱执行人是查尔斯·弗利和迈克尔·泼利，后者是她的教孙。
当三年以后我遇到查尔斯·弗利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我不知道家族的文件分割给简和安娜的继承人，而弗利横跨两个阵营。当我开始讨论文件问题的时候，我得知简女爵士已经去世，他说他仍然在那位律师家里整理资料。尽管这是义务劳动，但是他看起来很乐于支持新传记的想法。他说他要和家族其他成员谈谈，如果多数人同意，便可以运作，也可以查阅文件。
接下来三年里，我与他通过几次话，询问事情进展如何。他答复说他仍然在审核文件，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完成了会让我知道的。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于是开始另一个选题——狄兰·托马斯传。
因此，当我在2004年3月1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副有着大量插图的文章，讲述即将在克里斯蒂拍卖行举办的柯南·道尔文件拍卖时，我十分诧异。仅仅就知道这么一则拍卖广告，上面强调说包括大量信件（来自作家的信件，诸如温斯顿·丘吉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卢迪亚·吉卜林），史前古器物以及其他财产。
我并非唯一一个对此感到惊诧的人。收藏家理查德·兰斯林·格林是公认的最有见识的柯南·道尔学者，他对此此事的态度更甚：他被激怒了。他坚信简女爵士已经要求这批藏品送去大英图书馆了。但是这是安娜·柯南·道尔的继承人将他们那部分遗产拿来拍卖，也就意味着这批东西将会分散在全球各地。
兰斯林·格林将他的顾虑反映给《泰晤士报》，报上报道了他试图终止拍卖的想法。尽管有来自学者和下院议员的支持，还是无济于事。悲伤的兰斯林·格林不明白生活中残酷的唯物论事实，柯南·道尔文件（最终）属于一位年事已高的女性和另一位女性的遗产执行人，而两人的利益不可能一致。后来兰斯林·格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确验尸官提交了一份没有确论的结论，我出席了验尸审讯，但是我毫不怀疑事情就是那样。）
此时，我再次回到这事情中。我已经完成了狄兰·托马斯传，我再次考虑撰写柯南·道尔的传记，因为这次拍卖事件，我获得《独立报》的委托，撰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一让人好奇的背后故事。我使用了之前的关系，说服查尔斯·弗利第一次告诉我他知道的故事。
在格罗夫纳饭店，我们喝着茶，他为我补充了有关拍卖的背景情况。简女爵士去世之前不久，她确实挑选好了文件。这些文件都按照她的意愿进行了处理（大部分都给了大英图书馆），而剩下的给了安娜·柯南·道尔的遗嘱执行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理。
这次拍卖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尽管并没有向之前评估的那样卖到两百万英镑，而且有四分之一的物品并没有卖出，不过还是拍出了948545英镑，在扣除佣金之后，平分给安娜·柯南·道尔的三位继承人。
幸运的是，一些最重要的传记性素材——柯南·道尔和弟弟以及姐妹之间的信件——被大英图书馆买下。这些文件加入简女爵士遗嘱中遗赠给大英图书馆的信件和手稿中，这样一来，传记作家便拥有了重要的资本。
我很快开动起来，以确保我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文件的传记作家。我来到大英图书馆，他们答应会公开这些素材，尽管还没有编目。我也联系了兰斯林·格林的家人。根据理查德遗嘱的条款，他将名下大量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收藏（据说价值两百万英镑，超过在克里斯蒂拍卖的遗产）捐给了朴茨茅斯，一个多世纪以前，年轻的柯南·道尔在这座城市里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作家，此时他还没有选择后者作为职业，那要待到第一部歇洛克·福尔摩斯小说《血字的研究》成功之后。
我去到柴郡的普尔顿庄园，那是兰斯林·格林家族居住的地方，他们已经在此住了百年以上。理查德的母亲朱恩和他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希拉德和善地尽其所能给予我帮助，让我查阅他的收藏，这些藏品如今理论上属于朴茨茅斯市委员会，而且他在牛津郡的妹妹希勒也让我借阅理查德电脑中文件的打印稿。
我大受鼓舞，因为我如今不仅能看到遗产中的文件，而且能看到理查德·兰斯林·格林的收藏。我联系了我伦敦和纽约的出版商，告知他们打算创作一部新的柯南·道尔传记。
有一次我来到大英图书馆手稿部，我发现查尔斯·弗利就坐在附近一张桌子旁，可以想象我当时是何等惊讶。我得知，他将检查简女爵士留给大英图书馆的所有信件，目的是收回一些重要的信件。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合理的，因为根据简女爵士遗嘱第六款规定，将她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权限下的未发表素材中的有形资产赠与大英图书馆，但是不包括任何已经出版的版本，也不包括“我的托管人以他们自己绝对的判断力所认为的仅仅是与家族利益有关的文件，以及托管人以此方面考虑而做出的决定应该是最终的。”
当我询问弗利挑选的标准是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说，这是他和共同执行人的事情。但是，我获得了一份列表，列出弗利想要从图书馆中拿走的七十五份文件。百分之九十是柯南·道尔和他母亲的信件。
获得了大英图书馆的合作，同时文件可以利用的进程也大大加快，这时我却在朴茨茅斯兰斯林·格林藏品方面遇到了阻挠。尽管他的家人支持我，我还是被再三告知这些藏品没有被适当分类或者编目，而且出去管理的目的，我不可能在2007年底前看到这些素材。
最后于2007年初，我的作品几乎要交付出版时，我获得了斯蒂芬·弗雷的帮助，他是这些藏品的赞助人。他带着典型的幽默口吻让我看到曙光。四月，我终于能够花上一些时间查阅这些产品，给我的作品增加有用的素材。我确信理查德·兰斯林·格林将好东西遗赠给了朴茨茅斯。那儿的展览品叫人激动，应该能让这座城市成为柯南·道尔研究的重要窗口。
期间，我与柯南·道尔遗族做了几次接触。我尽可能与他们保持友好，因为我知道我将需要他们许可我引用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英国仍然受到版权保护。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传记作家的工作也许会变得格外奉承谄媚（所以也就带来压力）。我试图让我的作品变成补充品，但是很明显会有竞争。
作为前期工作，我必须从三位主要的文学遗产继承人那里获得许可。通常来说，只是要求我列出一张我想要引述的引语列表。有一次，我仅仅需要告知我想要引述多少字数就足够了。但是柯南·道尔的遗族并不满足引述多少字数（我还要提供引文出处）。弗利要求我列出我想要引述的内容上下文。
当然，遗产所有者在批准引用许可之前有权提出任何要求。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柯南·道尔的遗产所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将这看作是不友善的举动。就算不是故意在这个紧要关头个我设槛，但是确实产生了影响，当我被告知不能使用150句我申请的受版权保护的引语，大约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我感到烦恼不已。（这些引语几乎都是来自信件或者柯南·道尔和其家人所写的其他未发表素材，根据英国法律这些仍然受到版权保护。大部分柯南·道尔已经出版的作品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经不受版权保护了。）弗利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遗产的利益，他正在准备一本柯南·道尔信件的书，想借此书大卖获得真正经济上的利益。
结果，我不得不花费时间删除或者重新改写引语，想当初我是辛辛苦苦把这些引语融入文字之中的。这是一件浪费时间而且恼人的事情，当然我也感激遗产所有人大方地允许我使用其他受保护引语。读者也会看到，这部传记中并不缺少柯南·道尔那权威的声音。
我试图思考传记作者和遗产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作家——特别是在美国——为了学术目的努力争取权利查阅、使用受版权保护的素材（而且，实际上美国法律允许这样为了学术目的的使用）。我只能谈谈这次有趣的、受益匪浅的经历。我本质上反对规章制度，特别是在不必须的场合下。但是当吉卜林和柯南·道尔一起打高尔夫的时候，规则就已经确立了。至少，我研究柯南·道尔文件的成果之一是，我现在知道了四人游戏中一边倒的牌证明了这点。
附注：
这里提到弗利选编的柯南·道尔信件是《Arthur Conan Doyle: A Life in Letters》（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64154/）。该书超过700页，收录了大量信件。此外，安德鲁·莱西特本人并不是一个侦探小说迷或者作家，而是一名专业的传记作家，出版过若干部传记。不过这部《塑造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人：阿瑟·柯南·道尔传记》算是口碑不错，不仅在英美发行精装本，平装本也已上市。这是柯南·道尔的大量家族文件被捐给大英图书馆之后，出现的第一部利用此资料的传记，而且正如文中提到的，也参考了理查德·兰斯林·格林的收藏。另外Russell Miller的《The Adventures of Arthur Conan Doyle: A Biography》（2008）也利用了柯南·道尔文件和格林的藏品。
【传记】《阿瑟·柯南·道尔爵士》01第一章
Sep 17, 2009
1 传承：金色的狮像
作者：约翰·狄克森·卡尔
译者：ellry
1869年一个夏日的午后，爱丁堡桑尼斯山路三号屋子的厨房边临时搭建的小饭厅里，一位年近中年的绅士坐在他的水彩画边。此次此刻他回顾起过去二十年的经历。
他是一个高个子，如丝般的胡须一直垂到马甲背心上，浓密的头发卷曲着，盖住前额，一位有着如此高贵外表的男子态度却显得退缩而谦卑。他虽然贫穷却死要面子，这是他的妻子能为他所做的最体面的衣服了。只有当他侧向厨房那里一瞥时，眼睛里可以看到一丝幽默和穿透力，那道目光穿过靠街边的大门，延伸出去很远。
在这样的光线下已经不能作画了。爱丁堡的天空“老烟”弥漫，刮着东风，乏味地下着淅淅的小雨。可是，这并不是这位穿长衫的男士停笔不画的原因，其实他小心翼翼，不想让颜料溅到玛丽那张最好的橡木餐桌上。透过半开的房门，他可以听到妻子在隔壁清理壁炉下灰烬时使用壁炉刷的嚓嚓声，这声音时而停住，那是为了向他们十岁的儿子阿瑟下达命令。
“亲爱的，在赫德上学使你的法文进步不少，我很高兴，”玛丽说。他可以想象她举着刷子那副令人难忘的样子。“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再选一科同样重要的科目。”
就这样，查尔斯·阿尔塔蒙·道尔进入了回忆。
他看见自己来到了伦敦，那还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他到了火车站，周围都是绿色的田地。身为名门望族的幼子，他似乎大有前途。他担任了爱丁堡皇家建工办公室主任罗伯·麦哲森先生的副手，起薪每年二百二十英镑。请注意，只是起薪！身为建筑师的查尔斯·道尔相信，他的职责主要与建筑有关。这样一来，他会有许多空闲时间沉湎于绘画中，就像他那些留在家乡的兄长一样。
他脑中充满了各种宗教的、滑稽的、古怪的图案。他急切地探索爱丁堡的一切，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他还附上了钢笔画的素描。他对建于岩石上的灰色城堡印象深刻，对坎农盖特街高耸前倾的房屋十分着迷，“这是那些没有嗅觉却热爱美景者的乐园”。可是他不喜爱圣鲁德宫（ellry注：圣鲁德宫是英国国王在苏格兰的官方住所，位于爱丁堡皇家迈尔大道的尽头，正对着宏伟的亚瑟王宝座山，是一座精美的巴洛克式宫殿。）的外表，他将其比作为监狱或精神病院。
他遇到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都很喜欢这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同样他也喜欢他们。不过，苏格兰人身上的某种性格一开始还是让他感到困惑。
他许久也不会忘记第一个除夕夜。十分庄严的饮茶仪式和宗教谈话一直进行到午夜，之后整个爱丁堡突然爆发开来，众人疯狂地饮酒，一直闹到深夜两点，街道就像巫妖狂欢日（ellry注：中世纪欧洲传说女巫与妖魔一年一度在该日深夜聚会。）一般水泄不通；也不知从哪儿涌出一批神秘的苏格兰高地人，涌入麦当劳太太的客厅里跳起舞来。查尔斯出于某种担心答应护送两位年轻女士回家。
“老兄，”他的朋友麦卡锡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自然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防身短棒，似乎这根短棒就像礼帽或紧身裤，是任何一位绅士的衣装的必要组成部分。“老兄，拿着这个。我自己还有一根。”
“打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老兄，当然啦！如果有人胆敢攻击我们，就敲碎他的脑袋。我相信，我们能把两位女士安全地送回家去。”
那之后，还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1850年8月末发生的这桩事情唤起了他全部的爱国热情。月复一月的琐碎的细节工作和令人厌烦的准备工作大部分都落到他的身上。在十八岁这个年纪，他还十分激动所以并不曾顾及那些。这都是为了女王、艾伯特亲王和他们的孩子即将对爱丁堡的访问。
站在圣鲁德宫的屋顶上，他忙碌地指挥着升旗，这时，查尔斯·道尔看见了远处逐渐驶近的火车冒出的蒸汽。穿著腥红外衣的骑马侍从飞奔在前，清空道路。人群挤在山坡上，当火车临近时，他们挥舞手中的白手帕，大声喊出欢迎词。不久，光亮的马匹拖着王室马车格格作响地进入宫廷院子，此时，查尔斯感到，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看起来不太好，因为脸色很红”。但是她了跳下车厢，没有让人帮扶；同时，礼炮的响声仍在城堡的岩石问回响。
不过，在那段岁月里，查尔斯·道尔却遭受着挥之不去的思乡之苦。他渴望见到父亲、三位兄长和姐姐安妮特。哥哥理查德——就是那位《笨拙》杂志的首席画家“迪克”·道尔——的每封信字里行间都带着迪克慢吞吞的语调，这使得他更感寂寞。
他会问道：“你在那群索内人中间怎么过活？”迪克是社交场合的老手，他假装相信所有苏格兰人都是“索内”·比恩（ellry注：亚历山大·“索内”·比恩可能是16世纪的人，出生在苏格兰。据说，他与妻子想逃离社会，于是在海边找到隐密的岩穴，在里面住起来。他们打劫路过的旅人，把抢来的钱买食物，后来发展到吃那些旅人的肉。他们生了一堆儿女，也是过着抢劫吃人的生活，不久后这些儿女又近亲交配生下一堆孙女孙子。据说总共吃了一千人之多。“索内”是对苏格兰人的蔑称。）的后人，他们仍然住山洞吃人肉。
“我猜想，”迪克写道，“你从威廉姆斯先生那儿听说过史密斯·艾德尔公司，他们邀我与《简·爱》的作者共进晚餐，她是一个样子娇小但十分聪明的女人，大约三十岁，名叫勃朗特小姐，是约克郡一位牧师的女儿。萨克雷（ellry注：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也一起受邀了。”
或者，在同一封信中，又写道：
“我想，的确是自打你去了苏格兰之后，埃文斯邀请我去参加报纸经销人慈善社团餐会，查尔斯·狄更斯也在座，他还发表了一通绝妙的演讲，到场的还有卢克、菲兹、李蒙、利（ellry注：菲兹、李蒙、利分别指哈布洛特·奈特·布朗（Hablot Knight Browne，1815-1882），笔名“菲兹”，英国画家，为狄更斯的作品绘制过插画。马克·李蒙（Mark Lemon，1809-1870），《笨拙》杂志主编。珀西瓦尔·利（Percival Leigh，1813-1889），医生，也是一位作家。）等人，会后他们还有彼得·康宁汉先生随着狄更斯去了舰队街的彩虹酒馆，共享雪利酒和凤尾鱼吐司，玩到很晚。”
颜料、印刷油墨还有伟大世界的明灯！对查尔斯而言，这些信件更加唤起了他心中那位腰背挺直的父亲——约翰·道尔的鲜明形象。
约翰·道尔就是那位政治讽刺漫画之王，他威严地坐在海德公园剑桥巷17号家中光亮的橡木屏风和银质玫瑰花钵之间。他看起来真像威灵顿老公爵，甚至走在海德公园里，人们都要向他敬礼。“约翰大人”——他的儿子们这样称呼他——或者“总督”；不过他们很少当他面这么叫。
这位约翰·道尔来自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乡绅家庭，因为当地法律与天主教徒作对，剥夺了他的财产，所以迁到英格兰来。他的家族有着古老的诺曼底血统，十四世纪初便在爱尔兰取得封地。他是一位画家。初抵英格兰时，他只有三样财产：一幅凡·代克（ellry注：安东尼·凡·代克（1599-1641），佛兰芒画家。）的画，他拒绝卖掉；几件十七世纪的传家盘碟；一套制作祖传医药的臼与杵。自从这些不相称的物件被放到一间空荡荡的房间之后，世界改变了很多。他用H·B·的笔名，以极其渴求的画作、讽刺画中尖锐的智慧征服了伦敦，而那时候其他的讽刺画家还仅仅局限于把政治人物画成傲慢的小丑滚下楼梯。约翰·道尔以他的风格描绘那些政治对头的次数，并不比在饭桌上争执后把自己的客人（譬如已故的华尔特·司各特爵士）抓起来摔下楼梯的次数多。
他的妻子玛丽安娜·柯南已去世了。他教四个个子高大的儿子——詹姆斯、理查德、亨利和查尔斯——使用画笔和铅笔，就像他把他们抚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这位“总督”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有时候外人会惊讶，那敏锐的艺术细胞，那讽刺微笑，竟然会掩藏在约翰·道尔庄严的举止背后。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种感觉到了他儿子查尔斯的水彩画中便滋生出恐怖的效果来。
但是查尔斯在爱丁堡发现他的思乡之苦一扫而光了。1885年，查尔斯·道尔和玛丽·弗利小姐成婚。
新娘刚刚十七岁。她是一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寡妇的小女儿。查尔斯刚到爱丁堡起就是她们家的房客。玛丽十二岁时被送到一所法国学校读书。回来时，她已亭亭玉立，令他侧目。“疯丫头，”他这么叫她；确实她活泼好动；她身材娇小，灰色眼睛，金色头发从中间分到两边，垂在耳畔，一举手一投足都充满了爱尔兰人的魅力。
当那些好心的苏格兰主妇得知这位女孩是法国学生而且爱好纹章学研究时，她们必定惊讶不已。对这张漂亮的脸蛋来说，确实口味怪了些，可是这是源自她本性的最深处：她自豪于自己的血统，自豪于所历经的贫穷，自豪于激烈迸发出的泪水。
“我告诉你，”她挺直了她五尺一寸（ellry注：1.55米）的身躯说，“道尔家是有着古老血统的名门世家。另一方面，我们家有着封建贵族血统。”
接着说道：
“请注意，我的母亲闺名叫凯萨琳·派克。她的叔叔是少将丹尼斯·派克爵士，曾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派克旅。人所共知，或者人人都应该知道，十七世纪时，派克家族与巴林坦普的玛丽·珀西联婚，后者是诺森伯兰的珀西家族在爱尔兰分支的后裔。
“在那个木箱子里——别打断我!——是我们的家谱，一代接着一代，有六百年之久，从第六代男爵亨利·珀西与亨利三世的侄女埃莉诺结婚开始。”
然而，血统对这对靠查尔斯二百二十英镑年薪过日子的年轻夫妇而言益处极其有限。贫穷向这个正在成长的家庭伸出了利爪。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如果你说她的婴儿跟其他婴儿一样，玛丽会大为光火!”）——出生之后，连续几年又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除了他在建工办公室辛苦工作——他既是办事员，又是设计师，还是现场的建筑师——这位年轻丈夫的画作似乎并不能赚到多少额外收入。查尔斯·道尔宁愿把他的画送人，也不愿意将画卖给朋友而遭到的无法忍受的屈辱。如果哪位伦敦的编辑接受并采用了他的一幅素描，之后迟迟几个月都不对付款正面作答，查尔斯宁可忘记整件事情，也不愿去不断催讨。
他对所有这类事情都假装一笑了之。可是，当他想在伦敦谋得一个政府职位时，问题就上升了，他在给姐姐安妮特的信中，倾诉了心中真正的感受：
“我最担心的是，在伦敦的办公室中和一群势利小人相处，他们完全无法理会，可能还会嘲笑整个建筑的理念，还会嘲笑这里建筑者之间使用的术语，对他们而言，‘块’是一个未知的量。会计主任办公室我只能说完全无法呆在那里。不过，如果目前的这个空缺职位与作文、写作或建筑工作有关——我可以自己干，尽我所能，完成前不需要别人碍手碍脚——那么，我会毫不迟疑的接受这个职位。”
查尔斯还轻率地补充道，为了要获得所需的钱，他一直怀着一个不确定的念头，要到澳大利亚去淘金。那其实是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不过，他从没离开过爱丁堡。
最糟糕的情形是那些伦敦的朋友——不管是身著光鲜绒面呢和硬挺的亚麻布衣服的迪奇哥哥，还是头发花白的萨克雷先生——都想来看看这家子生活得如何。这时候必须假装人们（至少他们自己要假装）不会注意到破旧的房子，或者下陷的沙发。查尔斯为玛丽抱屈，在她送上晚餐时，还得对数落她的话语忍气吞声。但是，可能她比他还不在乎。因为她不只是凯瑟琳·派克的女儿，还是里斯莫的弗利家族的一员：该死的好战的爱尔兰人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查尔斯担心她的健康。有时候，他会抱怨说她看起来弱不禁风。而且，从尼尔森街，到皮卡迪里路，到桑尼斯山路，到利伯顿堤路，再回到桑尼斯山路，不管在哪里的小屋她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又生了两个孩子。自从1859年5月22日在皮卡迪里路生下儿子阿瑟（她心中的宝贝）之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烦心了。
那么，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岁，他来到爱丁堡已经二十年了，查尔斯·阿尔塔蒙·道尔坐在桑尼斯山路的家中厨房旁边那间小而干净的房间里，他放下画笔。在滴答的雨声中，妻子和儿子的声音清楚地传了过来。
虽然朝向厨房的门是半关的，但是他可以想象，玛丽一只手拿著壁炉刷，另一只手的手套上全是煤灰；而男孩则在桌子边，灯笼裤的双腿荡悠着。玛丽草草地将刷子和手套放在一边，从碗橱里拿出一大张厚纸板，那上面是伦敦的詹姆斯哥哥精心绘制的图案。玛丽说道：
“描述这个盾牌！”
孩子喘着气立刻回答，就好像被乘法表一般熟练。
“银色盾牌，”他说，“两个公羊头之间是一条锯齿状对角线构成的蓝色天空。”
“这是哪个家族的纹章?”
“尼得姆，夫人。”
“啊！好极了！现在，描述这个盾牌。”
“红色盾牌，”男孩说，“十个五叶图案中间一个人字形，”他顿了一下，然后又口气坚定地快速回答，“十个五叶图案，上段银色里四上两下。”
“是的。这是哪家的纹章?”
“巴克莱，夫人。”
“如果你高兴的话，现在说这个；你在回答前好好想一想。”
“呃，”孩子颇有自信的宣布，“一条红色对角线上，一个五角星位于……”
可怕的沉默。
“阿瑟！还有这个盾牌！你说什么?”
“不，不是五角星！它有六个角，是六角星！”发出了有人在石板地兴奋地跳舞的声音。“夫人，请让我修正下！一条红色对角线上，一个六角星位于两个银色弯月中间。”
“啊，这就对了。这是哪家的纹章呢？”
“努雷的托马斯·司各特，夫人。”
“努雷的托马斯·司各特，孩子，是你的舅公。绝对不要忘记。”
纹章中的星及月亮讲述着边境的一次次夜袭，也讲述了更多其它东西。威克洛郡努雷的司各特家族是哈登的司各特家族的幼支，十七世纪来到爱尔兰。他们和华尔特·司各特爵士同族。查尔斯·道尔可以想象，当玛丽告诉孩子这些的时候，她的胸膛里满是自豪。楼上，最小的孩子卡罗琳（他们叫她“洛蒂”）在摇篮中哇哇地叫起来。安妮特如今已经快十四岁了，她匆匆跑去照看洛蒂，小康斯坦斯紧随其后。
至于阿瑟，正如查尔斯几个月前刚给迪克写信中所说的：“唔，我怀疑玛丽把他捧得太高了。”事实上确实如此。她爱极了这个孩子，同样他也极敬爱她。当她不擦地板时，或者不跟肉贩讨价还价时，或者不用一边忙着搅动麦片粥一边看着另一只手上拿的《两个世界评论》（ellry注：一份法语月刊杂志，刊载文学和文化相关的事件。）时，这位娇小的女士——她年纪太轻，相貌也太年轻，不适合戴上主妇才戴的白色帽子——会不停地跟他讲显赫的祖先的事迹，甚至远溯到金雀花王朝。对这个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听讲的男孩来说，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时的形象渐渐地不可避免地重叠于在滑铁卢指挥皮克顿麾下一旅的丹尼斯·派克爵士或者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的弗利海军上将身上。
她也有一套行为守则，她一边搅着麦片粥一边向他强调。“不畏强，不凌弱。”“对所有的女性，不论贵贱，都要有骑士精神。”在这间小屋子里像旗帜一样挂着伟大的名字，同时他们的想象中也浮现着那些惊天动地的骑士。
查尔斯·道尔曾经希望将儿子培养成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精于算术的人：他自己是不可能成为这两种人的。如今希望似乎愈来愈远了，这个孩子讨厌算术。他最早喜欢的那些作家，比如写野牛和印第安人故事的梅恩·里德上尉，已经被他搁置一旁，而去喜欢上了华尔特·司各特爵士。不过阿瑟只读过华尔特的一部作品，即《劫后英雄传》，这本书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同时，他也对蟒蛇极有兴趣，而且还不可遏止的热衷斗狠——当满身泥泞的胜利者昂首阔步回家时，他父亲不知所措，但母亲却暗自偷笑。
这样的脾性应该也会令老迈克·柯南高兴。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阿瑟·柯南·道尔，就是根据这位舅公（ellry注：迈克·柯南是柯南·道尔祖母的兄弟。）的姓氏，他是一位言辞激烈的艺术评论家，也是《艺术杂志》的主编，现在住在巴黎的华格姆大街。
“查尔斯，因为我们一定不会忘记，”玛丽如是说，“你们家族中的贵族血统。”接着她用力地顿足。“你笑什么，詹姆斯？难道你否认这个事实吗？”
“不是的，亲爱的。只是因为你对血统到了可怕的固执己见的地步。”
“为什么不可以？我有这份责任。你也一样。毕竟，柯南家族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在布列塔尼有封地的公爵那支。”
舅公迈克·柯南曾寄给这孩子他的第一本图画书，讲述法国的历代国王与皇后。他看到阿瑟少爷五岁时所写的一篇文学作品，感到十分开心。文章提到剑、炮和枪，还有一只孟加拉虎被勇敢的人们追踪进了山洞。柯南舅公也对这孩子的教育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劝导他，”面对那个扰人的算术他吼叫道，“教会他乘法、除法、比例，让他精通地理。我会很快让他熟悉地图。”
对未来的教育问题，柯南舅公建议上一所耶稣会士学校。他告诫查尔斯和玛丽，这一建议不代表他支持耶稣会士那种狂热地献身于所谓全身心的信条。“但是就算在世俗教育领域，他们的经验或者师资都是最高等级的，无出其右。”
因此，1869年，当年轻的阿瑟从赫德学校回家来过第一个暑假时，他看起来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天使一般了。这所赫德学校是一所私立预科学校，为进入著名的斯托尼赫斯特的耶稣会士公学而设立。一两年后，他将进入斯托尼赫斯特的公学。感谢上帝，他的父亲因为那样挽救性的感化而虔诚地祈祷！但是玛丽立刻生出的同情心和固执己见的头脑，让他怀疑妻子并非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查尔斯自己来说，他现在认识到——那是在他最后一次恳求迪克却没能获得帮助之后——他不会再获得什么晋升了。他将继续做一个按照别人意愿而非自己意愿工作的人。
二十年了，他在建工办公室的薪水从二百二十英镑涨到二百五十英镑。确实，他的画作有时候给他带来一年一百多英镑的收入。他设计了圣鲁德的喷泉和格拉斯哥大教堂的巨大窗户。可是，那些美丽的梦想如今在何处呢？
他的父亲约翰·道尔在一年前的一月份去世了；他的心中有一个可怕的恐惧，那次爱丁堡之旅的恶劣天气也许加速了“约翰大人”的死亡。詹姆斯向他保证，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却无法抹去。他毫不怀疑，剑桥巷的那幢房子，以及在雕花屋顶下上舞蹈和剑术课的回忆，将会永远存在他的脑海里。迪克在很久以前与《笨拙》杂志反目之后，成为一名自由插画家，做得并不比以前差。詹姆斯已经出版了他的《英格兰编年史》，由他自己绘制插图。亨利是已故的魏斯曼主教的好友，是年他担任了爱尔兰国家画廊的馆长。
好啊，亲爱的家伙们！总督会以他们为荣！
查尔斯·道尔越来越内向寻求自我庇护。他喜爱钓鱼，因为垂钓时，唠叨挑剔的世界便让你一人独处了。对家人而言，他变成了一个空幻的、长胡子的陌生人，他异常客气，还戴着一顶未起绒的大礼帽。每天，他要走很长一段路，从家里走到圣鲁德宫的办公室，然后再回来，他心不在焉地拍拍孩子们的头，好似在抚摸他的宠物猫。作画时，他发现自己的想象从滑稽、淘气的一面转向阴森甚至恐怖的一面。这时，在雨中午后的光线里，眼前的画架上是一幅即将完成的水彩画。怪诞的蓝白色中张扬着一群骨瘤如柴的妖魔，这群妖魔眼睛滴溜转，他们舞动白色的残臂，迈着断腿，跳跃过墓地，追逐着一个受惊吓的孩子，那个孩子正跑到一个凯尔特十字架跟前。
狂风、雷电以及吹起的树叶，那是恶魔到来之前的景象。他也许可以称之为《救命的十字架》。类似的影像聚集在他的脑海中，表现出的是苍白的颜色和弯曲的线条。很遗憾，他把心思用在这种卖不出去的作品上，可怜的玛丽却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如今看起来都没什么用。
那么，钓鱼更快乐吧。
